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的一个“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换挡”，意味着GDP增速进入下行轨道。第二个“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多年来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但是调整并不容易，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第三个“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过去一段时期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主要是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这造成了货币超发、债务积累等问题，需要加以消化。

　　“四降一升”具体来说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一方面，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四十多个月下降，而生产成本却没有随之下降，因而导致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前期刺激政策使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债务增加得很快，杠杆率迅速提高。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和“跑路”的现象，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两种分析框架和两种对策思路

　　多年来，探寻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从而提出应对方策，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归因于需求方的因素，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力量不足，另一种是归因于供给方的劳动、投资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发生了变化。

　　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2015年3月25日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提供的论文《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把上述两种分析法分别命名为“需求侧因素分析”和“供给侧因素分析”。以后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沿用这种表达。

　　在过去若干年居于地位的，是需求侧因素的分析。既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需求力量不足，应对的方针就是“扩需求、保增长”。由于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这种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愈来愈严重的负面后果：（1）投资回报递减，拉动增长的效果也愈来愈差；（2）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迅速提高，使金融风险日益积累；（3）货币超发导致迟早会破灭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膨胀。因此，愈来愈多的人不赞成继续用这种方法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