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和投资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和经济风险的防范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和金融平稳发展的重要方面

在“一带一路”步入务实推进阶段的今天，多国投资合作项目已展开布局，企业积极探索项目投资的路径和选择，雄伟战略的实施和落实，资本运作和项目投资落地是根本，市场化运作是基本前提，自然而然，作为市场的主体——项目落地的具体实施者企业而言，投资收益和风险衡量是必然考量的因素，沿线国家的主权风险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由于沿线国家政治、经济、金融环境的巨大差异性，各国发展水平及投资环境差异巨大，贸易壁垒及准入条件各异，地区安全风险频发，不同风险条件下的投资策略如何制定成为问题，使得基于国别的主权信用风险识别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必要前提。

 “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识别

“一带一路”战略蕴含巨大的发展机遇，推动战略落地和执行仍将面临各方面挑战，尤其是在目的国特定的政策环境约束下，核心问题仍是巨大的投资和资本运作如何实现收益和风险的匹配。由市场化决定的资源配置，项目选择、投资与资本配置都需要风险判断和识别，这面对的就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的衡量。对由于沿线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发展水平及投资环境差异巨大，贸易壁垒及准入条件各异，地区安全风险频发，不同风险条件下的差异化投资策略如何制定成为问题。

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就是生产力，国际化的资本市场需要客观独立的第三方风险评价意见。作为维护金融秩序和防控风险的重要手段，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已成为经济与金融体系健康运转 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一个主权国家的信用水平对引导资本流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客观认识并评估“一带一路”主权国家的主权信用特征对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沿线国家主权信用水平的巨大差异，凸显了国家信用风险识别的重要价值。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和投资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和经济风险的防范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和金融平稳发展的重要方面。从中诚信国际全球主权评级结果来看，沿线国家主权信用水平差异很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既有主权信用评级AAA级国家（新加坡），也有主权信用在投资级BBB-以下的国家，其中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权信用处于（CCC-B）级。这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风险评级的动态跟踪，凸显了国家信用风险识别的重要价值。

中长期来看，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整顿、去杠杆化、削减赤字、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再平衡等目标的实现，将为全球国家信用环境改善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沿线国家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将促进多边合作，促进产业升级，有利于缓解沿线国家局部的债务压力，有利于提升沿线国家的信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弹性和韧性差，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容易受到区域外经济波动的冲击。沿线部分国家财政实力偏弱，政府财政赤字较高，经常账户逆差，面临一定的财政风险。债务危机笼罩下的希腊各项财政指标均未达到国际标准，依然存在财政风险。土耳其和中亚五国汇率波动较大，货币持续贬值。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外偿付能力较弱。柬埔寨和老挝外汇储备偏低，政府财政赤字较高、经常账户逆差。埃及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较高。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对外资本依赖度高，同时面临货币贬值，汇率波动和信贷紧缩压力，资本外逃的风险较大。欧洲七国中俄罗斯受乌克兰危机和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卢布汇率大幅波动，面临资本外逃风险；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以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里拉持续贬值。中亚五国受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卢布贬值影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贬值，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外汇贬值风险较大。东盟中柬埔寨、越南、老挝等部分国家对境外资本依赖较大。越南汇率贬值幅度大。非洲、南亚及中东国家中伊朗汇率变动幅度大，在西方国家对伊朗国际制裁下，里亚尔持续面临贬值压力，2014年全年贬值幅度达30%。巴基斯坦卢比不断贬值，国际收支平衡面临危机。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债务比率较高，经济增长乏力与财政政策宽松并行，财政赤字恶化，债务负担加剧。欧洲国家负债率普遍较高，经过欧债危机的洗礼，目前债务风险有所下降，但希腊的债务违约风险依然存在。中亚五国外债负担普遍偏低，债务风险较小，但该地区极易受到国际环境和资源价格的影响。东盟九国中老挝外债比例高同时财政实力偏弱，债务违约风险较大。中东与非洲政治与安全风险相对较高，会对债务违约风险产生持续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和事件敏感性突出，事件风险和政治风险是影响主权信用表现的主要因素。从目前构建的主要经济走廊分区域来看，新亚欧大陆桥涵盖主要欧洲国家，整体风险较低，财政风险相对突出。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涵盖中亚五国及伊朗，总体政治风险较高，财政风险相对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指海上贸易航线，包括东南亚及非洲等国，经济风险相对小，政治风险值得关注。孟中缅印、中巴经济走廊主要辐射南亚及东南亚邻国，政治风险是主要的不稳定因素。

 防范投资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表现差异较大，大多数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信用体系不完善、汇率波动较大等问题，容易导致资金成本上升，信贷和金融风险加大。此外，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于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和法律环境以及缺乏国际项目经验，也面临诸如“合同泡汤”之类的商业风险，而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稳定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也将加大企业运营难度，从而使得企业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企业“走出去”需要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服务、完善和系统的境外保险机制与区域信用合作体系，以有效防范和规避风险。

构建以开发金融为主，覆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投融资体系，拓展和丰富“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做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撑，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先导作用，继续推动深化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其次，积极培育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区域内融资渠道多元化。要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鼓励更多的沿线国家政府和机构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优先允许重点拓展的沿线国家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同时，不断创新债券融资工具，根据沿线国家的特点探索国内债券市场的新品种，如伊斯兰债券、丝绸之路大型合作项目特种债券等；研究将沿线国家更多的投资机构纳入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试点范围。

加强货币互换和结算合作，构建亚洲稳定货币体系，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全面开展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本币结算，由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规模。探索开展跨境个人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境内银行为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业务等。鼓励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研究探索人民币回流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合格机构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募集海外人民币资金，依法发起设立公募或私募证券基金，并投资国内项目。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不断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应对与危机处置制度安排。在EMEAP 机制下，加强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功能，加强宏观经济监测，完善区域危机管理框架。继续发挥“10+3”、SEACEN 、中亚、黑海及巴尔干地区央行行长会议、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等多边机制的作用。构建沿线国家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金融风险的有效分析、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

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加快发展境外投资保险，对境外投资者在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的保护。稳步放开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进一步增加市场经营主体，扩大风险基金规模。支持中资保险公司进一步拓展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范围和形式，提升保险资金配置效率。发挥保险资金的期限优势，通过直接参投、设立专项基金或投资为小微企业出口服务的创投基金等多种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探索保险机构与银行机构在海外信息共享、业务互动、机构共建等方面的银保合作机制，进一步畅通“走出去”企业的投保渠道，强化保险对“走出去”企业的落地服务能力。

尝试开展双边或多边银行跨境同业业务，加强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促进资本融通。以主权信用评级为基本参考，通过进一步对相关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信用评级，综合判断金融风险，充分利用沿线国家针对本国的金融系统的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以同业业务为通道，利用当地银行网络和渠道优势，实现资本输出和流动，可以快速实现资本融通和资源配置，也有利于风险监控，实现优势互补。各国金融同业合作<